鳳凰財經訊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是“兩會”后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，旨在“與世界對話，謀共同發展”，今年于3月18－20日舉行，以“中國與世界：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”為主題。鳳凰財經全程報道。

　　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在論壇上表示，中國人口的問題不是數量問題，而是人口的結構，特別是年齡結構和人口的素質問題，主要表現在未富先老和勞動力短缺兩個方面。

　　至于怎麼解決人口紅利的消失？他指出，要想辦法把農民工留在城市，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。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戶籍制度改革。

但是目前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的速度還不夠快。他表示，難點在于城市化，特別是把農民工變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，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，他們的各種社會保障是要有補貼的，是要有財政支出的，這部分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明顯的做出，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合理的分配。

　　以下為演講實錄：

　　蔡：大家下午好。當講新型城鎮化的時候，在中國它的含義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，那麼以人為核心呢，其實就是講人口的問題。最近，我們剛開完兩會，兩會中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，說中國100年都不會缺人口，它是指數量。但是同時我們也知道，我們中國人口的素質，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還不夠。我還要補充一個，中國人口的結構也變得不像過去那麼有力了，因此中國不是人口數量問題，是人口的結構，特別是年齡結構和人口的素質問題。

　　我們先看看人口的結構是什麼含義。人口結構在中國主要的表現，宏觀一點說叫做未富先老，人均GDP還沒有達到那樣的階段，但是我們的老齡化程度已經到了那樣的階段，這是第一點，比較宏觀的。更直接反映在我們現實的經濟中就是勞動力的短缺，講勞動力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，指高技能永遠短缺，而是指普通勞動者，非技能勞動者的短缺，到目前為止因為勞動力短缺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速度非常之快，已經快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。

　　因此，我們知道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的速度，就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，也就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，在比較快的喪失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當前企業投資缺乏動力，投資回報率也在下降，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，實際增長率也在下行的趨勢之中，這就是我們當前遇到的問題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。

　　怎麼解決，其實我們知道，過去很多年，大規模城市化帶來了很好的勞動力的供給，人力資本的供給，導致資本回報率比較高，資源重新配置還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。那麼這些因素呢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都會減慢。

　　因此我們看看城市化還有沒有什麼潛力，當然有潛力，剛才程國強先生已經講到了，說我們在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城鎮化之間還有一個差別，就是農民工進到城市，在這工作，時間也不短，但是沒有享受到基本的服務待遇，因為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，第一他們不穩定在一家企業里，也不願意有一個穩定的勞動關系，第二他們到了40歲就想著我終究不能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，不能養老，因此我要照顧老人孩子，就要回去，回去也要就業，但是從生產率高的城市部門退回到生產率低的鄉村部門的話，你的生產率就要后退，因此這些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是不利的。

　　因此我們就要解決怎麼把這部分人留在這的問題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我們有1.7億在城市的農民工，把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鎮化，也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。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戶籍制度改革，戶籍制度改革是學術界共識很高，決策界共識也很高，而且我們早就部署了，但是很長時間應該說推進速度不夠快，我們就努力推進，而且規定了，要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。

　　我們看到，過去兩年這個速度明顯提高了，今年已經達到了41%多，但是不是來自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的落戶，而是通過你的行政區劃的改變導致的這部分增長，因此它解決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問題，也解決不了以生產率提高為導向的城鎮化，因此我們要真正推進城鎮化。

　　難點在于城市化，特別是把農民工變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，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，他們的各種社會保障是要有補貼的，是要有財政支出的，這部分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明顯的做出，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合理的分配。沒有得到分配的時候，農民工進城落戶帶來真正的好處，這個改革紅利也就沒有良好的預期加以分攤，因此導致地方政府，城市政府，缺少改革激勵。

　　因此，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條件，合理分擔改革成本，合理分享改革紅利的預期，才能做到真正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。謝謝。